转载按：
其实，所谓稳态是需要靠本身稳定的体系来支撑的。如果一个系统天生是不稳系统，那么所谓维稳只是一种通过人工干预来使偏离主轴的系统回归“正位”的
旁门左道。殊不知，由于系统本身不稳定，每一次“维稳”都会给社会这个系统带来更大的扰动，从而使“维稳”的力量最终难以支撑，这是一个悖论——而悖论的
破灭则是社会系统的崩塌——不光会把维稳的手死死的压在下面，更会让社会本身摔的四分五裂。
你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吗？其实不是。作为一个从积贫积弱境地走过来的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总会在同一时间里有些绷得紧紧的领域，譬如经济、民生、民权、
司法、教育，等等等等。你可以让社会某一个，甚至某几个领域绷得紧些，但你总不能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使劲，都搞得沸反盈天、怨声载道。
而更可怕的则是绷紧社会每个角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
社会本身的不断前进，而是为了催肥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一己私利（这不光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文化等等领域的绝对操控权），这会让整个社会对未来彻
底失去信心。——你们总说这是一个社会没有信仰（有时还会被扭曲成为宗教信仰）的问题，我觉得不对。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对国家未来没有信心。没错，你
会说，
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是一直在努力成长吗，这不是变得更好了吗？但甚至是在这个你能举做例子的唯一领域：经济领域，这个国家也更多的像是分裂成了“他们”的国
家和“我们”的国家——而在我们的国家里，似乎希望非常渺茫。
信心是黄金。从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
大家都被彻底剥夺了除致富以外的所有信仰，但想要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的人仍然大有人在。整个社会在国企改制以后还是显得欣欣向荣，充满生机。那个时候，
至少我们都还相信，只要我努力，我可以实现哪怕是一小部分的理想。但是今天，我们中还是否有人会坚持认为努力奋斗是一个人顶天立地的最重要元素，刚正不阿
堂堂正正是一种宝贵品质而非愚蠢，一个人的成功有可能是单纯因为努力而非拉关系走后门？
如果这些基本的 信心都不存在，“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了。
说远了，说回到这片转载的正题上来。今天看到了一段话，写得很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历史大潮，正在遭遇最后的“政塞湖”和“言塞湖”，……
有识之士
当前所担忧的是，不到局势失控的时候，当局不会下决心改弦更张；到了局势失控的时候，则已经没有机会改弦更张，可能走向玉石俱焚的结局。”俗话说，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屈之？
其实，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骨子里浸润着中华文
化的一个年轻人，我不希望自己所爱着的这片土地又陷入兴亡皆是百姓苦的循环。我也不希望我们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民由于迷信所谓中国神话，而在危机到来之
时由于茫然无措而毁掉这片土地的前途。作为人微言轻的一个国民，现在，我只能祈望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袖力量（虽然，这种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很值得考量）能够有击舸中流的觉悟，真正负起对国民、对民族长远未来应有的担当。
当然，一切的前提是如果类 似下文这种最温和的建言不会面对一张高傲的脸，还有可能被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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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
他们说法院把审讯安排在一个比较小的法庭，装不下多少人，所以那汉子的妻儿都进不去旁听。审讯结束，他一如所料地获刑有罪，然后立即被警员押上囚车。这时 他的太太抱起孩子，在大雨中一路追一路哭喊，直到重重围防把她挡住为止，她看着几月不见的丈夫坐在车上绝尘远去，而儿子在不断重复：“爸爸！爸爸！”他们 说，在场的记者都不忍再瞧那女人一眼，有的甚至忍不住红了眼眶。
这人犯了什么罪呢？原来是“寻衅滋事罪”，检方起诉他利用一桩事件，在互联网上恶意炒作，并“煽动纠集”群众到公众场合“以喊口号和进行非法聚会方式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有什么天大的事值得这汉子“恶意炒作”，搞到自己要身陷囹圄？原来是为了孩子；他的小孩子吃了有问题的奶粉，患上肾结石，于是他就硬起心 肠和各种各样看得见看不见的力量周旋下去，维权到底。
而维权，今天竟成了很多人眼中破坏稳定的可怕行为。有民意代表在“两会”上公然提议政府应该打压一切上访行动，有地方官员骄傲地展示精神病院“收容”上访 者的辉煌成绩，还有地方不惜动用各式国家机器的配备，直把维权民众当作维稳工程的心腹大患。当维权者无路可走、行无可行的时候，他们就只好上网，或者干脆 堵到媒体机构的大门，以为传媒会是他们最后的出口。那些满纸冤情的信件，我们这行人都应该收过不少。尽管诉求的范畴不同，可是他们都在维权，都想要维护自 己身为公民的合法权益。
所谓“人权”，并不单单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从汉娜·阿伦特到乔吉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许多哲学家一再提醒我们，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只能剩下赤裸裸的生物性存在。好比流离失所的难民，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承认，因此也没有基础 获得其他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你叫他们去和国际社会要求接受教育的权利，结果大概会很无奈。公民身份就像一件宝贵的衣服，上头承载了一连串的权 利；一个人通常要穿上这件衣服，才能享受包括住房、保健、安全、隐私和接受公平审判等数之不尽的权利。假如你生在一块无主孤地，又没有加入任何国籍，因此 不是任何一个政治社群的成员，那么你剩下来的“天赋人权”也就肯定苍白得可怜了。
从这个角度去看，维权者要维护的不只是某项具体权利的不受侵犯，而且还是更基础的公民身份认定。他们觉得自己既然是这个政治社群的一员，既然具备公民的身 份，那就当然也能享有公民该有的权利了。他们请愿、上访甚至集会叫口号，就像是不停地在招手跳跃；“喂！你看到我了吗？我也是公民呀！”
有些学者一直在劝告政府，千万不要乱用“刚性维稳”的手段去对付维权的百姓，他们只是想争取自己的权益，没有必要把一些和政治无关的利益矛盾上升到政治矛 盾。在赞成这些建议之余，我却觉得维权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始终离不开政治，因为维权行动的基础正在于公民身份的承认；维权者要国家承认这个身份以及它所 涵蕴的权利。
相对而言，“维稳”却是一种排除行为；它要排除的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被认为的负面因素假如是一些维权的人，那么也不能再把他们当成这个社会的正 常成员了，有如对付病变的细胞，得将他们排除出去，严加治理。
所以维权和维稳在这一点上恰成对比，前者要求承认，后者意味否定；前者的重点在于加入社群以享有公民值得享有的权利，后者的重点则在于把一些人排除在正常 的社群之外，同时否定这些人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滥用维稳的框架去看待维权行动，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话。他们不是跑来特意惹麻烦的，更不是想造反；恰恰相反，他们要的是被看见、被听见，以及被承认；如果他们真的是敌人，又何必要求你的承认？以“维稳”的名义去强硬地回应维权，就是用否定 的答案去回应肯定的诉求。想想看，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照道理讲，凡是权利受到 损害的公民都该得到补偿，而不是根本不被当作公民看。可现实里，我们却不时发现，受过伤的，还要再受伤一遍。
（《南方周末》2010-04-07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